深圳坪山哪里有站大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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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这条250米长的小街，曾每天挤进几万游客
你会去“打卡”么？
上午九点半。沙头角中英街的关口刚开放了半小时，游客、村民和水货客们稀稀拉拉地排着队入关。
拿着在办证中心领取到的《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通行证》、通过系列海关检查，算是真正进入了由深港两地共同管辖的中英街。
一些前来购物的人、拉着装满物品的小推车；也有游客拿着手机，为站在界碑旁的家人拍照留念。
这条不到500米长的小街两侧分布着数家商铺，以经营日用百货、食品和药品为主。1985年前后，内地游客被允许进入中英街购物消费，创造了不少“辉煌成绩”。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资料显示。中英街黄金装饰品的销售量就达到5吨，仅1988年5月至10月，金额达6.5亿元。面积仅0.17平方公里的街道，高峰时期一天内涌入游客超过10万人次。
边沿小村“转型”：农民洗脚上田，渔民收网上岸
沙栏吓村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内、它和香港新界北接壤，后来形成了一条举世瞩目的“中英街”，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民世代以捕鱼为生。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沙栏吓村不仅自古是通往内陆的盐运古道，还在历史演变中成为文化汇集的窗口。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仅让渔民得以生存，更让他们获得额外优待。
沙栏吓村村长吴天其回忆起50多年以前的事情：“我们沙头角这个地方是面向香港、面向外部的，在当时作为社会主义的窗口受到政府不少照顾。”政府无偿贷款、出钱建造渔船等措施都让当时村民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和内地村落比起来。边防地区村民生活质量算不错，但与香港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当时与韩国，新加坡并称亚洲四小龙，台湾。
然而说起内地，不做36”的说法，吴天其则记得有“做36。“在那个时候做一个月就只有36块钱、月收入有一两千，但香港那边已经发展得很快了。”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记载的资料也印证了这一说法，1977年，而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却达到了6000元港币（约2400元人民币），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270元人民币，相差近10倍。
两地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再加上渔业收入不佳，让村民们决心另辟赚钱道路。1980年，深圳被确立为经济特区，沙头角镇启动城市化建设，沙栏吓村引进香港一家牛皮加工厂，在政府的扶持下。
由村里生产队出地、出人，加工后的成品又装车运走，独特的位置优势使香港的原料货物可以直接运输过来，港方出钱、出技术。
开办起来的加工厂解决了村民的生活出路和就业问题，每月工资也能有几百块钱。吴天其回忆起当时“农民洗脚上田，渔民收网上岸”，仿佛还是昨天的景象。
事实上，但此时的村民们已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牛皮加工厂此后因为排放污水污染水源，势头也必将越来越猛，没两年时间就关停了。
村民靠“带货”赚钱，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深圳经济特区刚建立的后五年，正是改革开放浪潮最盛之时。当时中英街的出入管制还较为严格，但沙栏吓村的村民可以凭居民证进出中英街。
不少村民在五年间因为这一优势、再带到桥头去卖，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他们购买香港店铺里的货物，从中赚取差价。
吴天其解释说、卖两家有二十块钱，主要就靠带货赚钱，当时大家都不种田不打鱼了，就是这样赚到一桶金，“我卖一块大香皂就可以赚十块钱。”
《深圳市盐田区志》记载，沙头角地区一直存在小额贸易活动。1979年，中共深圳市委下发《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允许沿边社队向香港出口农副产品和水产品，并用所得外汇的40%进口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1980年。吴天其还学习驾驶并取得牌照。多的时候甚至达上千块，送到横岗、坪山、葵涌等地，在中英街关口外拉客人和他们带的货，此后他开一辆从香港引进的14座中巴，每天能赚几百块。
1983年，有关开放中英街的协议签订后，中英街开始有限制地向内地游客开放，内地游客被允许进入中英街购物。往内地带货的买卖越发不好做，村民转头又热火朝天地开展往香港的蔬菜贸易。
村里没有田地种蔬菜、在香港能卖到5、6块，就到临近的南塘市场收购高质量的蔬菜，再挑到香港去卖，“2块钱的青菜。”
1984年、吴天其也随大流做起了把深圳的蔬菜批发到香港的生意、他每天凌晨1点钟起床，把头一天采购来的蔬菜运到新界北区的农贸批发市场卖。最开始是用手推车，后来改为汽车拉。
他记得、最顶峰的时候，全村仅有的三百多人，竟有35户人家从事蔬菜贸易。
250米长的小街，曾每天挤进好几万的游客
开放后的中英街。有大量的资金和游客涌入。回忆起以往繁荣的景象。深圳经济特区设立后，中英街因为毗邻香港又有免税政策，250米长的小街，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原馆长孙霄表示，每天都要挤进好几万人次的游客，街上商品从香皂、尼龙塑料到黄金珠宝无所不有。
琳琅满目的港货、相对优惠的价格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中英街曾一跃成为全国著名的“购物天堂”。那时的中英街，影响着深圳乃至整个大陆的生活方式。
就有人记得。当全国人民还穿着整齐的灰蓝二色衣服的时候，中英街已经出现了如尼龙布、花布的兜售。有钱人喜欢去那里买洋服装。尽管很多牌子都叫不上名字，穿起来不太合身，俨然打开了人们审美的新视角，但那些见所未见的套头针织衫和西装。
那时候在中英街头，腰别“BB机”，走起路来十分威风，手拿大哥大，总能看到穿着大垫肩西装的老板。
而在多数深圳人的儿时记忆中，中英街更是一个逢年过节扫货的“天堂”。进口的零食水果，都是“稀罕货”，比如嘉顿饼干、蓝罐曲奇、维他柠檬茶、香港公仔面……
吴天其认为，中英街最繁华的时期就是九十年代初。巅峰时期，中英街曾创下日接待游客近10万人的记录。
面对如此繁荣的情况。1989年，吴天其也在中英街开了家“其记”杂货铺。与香港一侧店铺申请商业牌照不同，中英街深圳一侧的商店是国营的，只能靠租公家集体的牌照来经营，像吴天其这样的个体户如果想自己开店，每月按时付租金，当时国家发展集体经济。
当时，吴天其租了果菜公司的牌照开起了自家的杂货铺，其记的生意非常好，但因游客众多，每月要付一万元的租金。
“购物天堂”日渐褪色，你会去“打卡”么？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中英街摆脱了两国管辖的困局，在“一国两制”构架下形成了“一街两制”新格局。
2003年7月，内地消费者可以体验真正意义的“购物天堂”，国务院开放内地居民赴香港旅游“自由行”。
与此同时、中国民众购买海外商品渠道的增多，中英街“购物天堂”的形象也在逐渐褪色，随着内地商业日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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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盐田区统计数据显示。游客年均数量一直在百万人次左右，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1998年），中英街的游客人数跌至800万人次，最冷清时，单日游客不足百人，2002年仅有128万人次，随后几年。
面对高昂的租金和日渐稀少的游客，1994年，其记杂货铺终于“收摊”。与其记杂货铺同期开业的还有裕记百货。直到现在、疫情的冲击下，裕记百货如今也有些“摇摇欲坠”，裕记百货已经在中英街坚守二十余年。门店冷冷清清，收银员一直坐在柜台前看手机。
裕记百货已经在中英街坚守二十余年
但也并非都是如此。中英街“老店”实惠百货就在裕记百货对面、实惠百货门前等待结账的游客排成一条长队，有不少拖着行李箱前来购物的游客，在疫情期间中英街每日限定3000人次进入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来中英街必打卡的“景点”。
中英街“老店”实惠百货
吴天其透露。中英街的生意主要还是靠水客维持，游客少时。“一街两制”的特殊背景使中英街成为走私重灾区，“水客与假货”更成为外界对中英街的普遍印象。
在微博、百度贴吧等平台、有不少网友反映曾在中英街购物时买到假货。2015年中英街管理局启动了针对水客走私、假冒伪劣货品的整治行动后、“售假”现象虽有所扭转，但“水客”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2018年3月，进一步针对水客走私行为的《深圳经济特区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管理条例》落实，通知海关或海防打私部门依法处理，中英街管理局可依据新条例将涉嫌携带违法或走私货物、物品者。
6月8日，中英街开始有序恢复对游客开放
很多人感慨。当年的繁荣不复存在，中英街今非昔比。当触碰世界的“窗口”、特殊的“购物天堂”回归平静。时空转化中中英街已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意义，其实我们也不必过多感伤。
当那些先进的、时尚的、开放的事物。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建立了一种新的标准，渐渐成为我们的日常，成为市井的一部分时。
现如今，盐田区委区政府也提出了“旅游、观光、购物和爱国主义教育”新的发展定位，面对着中英街商贸业出现的衰退现象。
历经百年的界碑、弘扬爱国主义的警示钟、陈列着深港交流物价的博物馆、具有客家特色的鱼灯舞，都成为了中英街新的“名片”。海边栈道、古塔社区公园等景点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相比于发展商业和旅游观光、村长吴天其还希望吓拦吓村能进行旧城改造。“进行旧城改造才能发展村里的经济、对村民和游客都很危险，我们村里的楼房大多超过40年，外墙容易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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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150的爱情在哪条街
文章标题：《百色150的爱情在哪条街》
一、概述
《百色150的爱情在哪条街》是一首以百色城市为背景，讲述一对恋人情感故事的流行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一种深情的爱情，探寻了爱情在城市中的种种可能性。
二、歌曲主题
这首歌的主题围绕在爱情的寻觅和渴望、以百色的街巷为背景，讲述了人们如何在现实中寻找和等待属于自己的爱情。这种情感的挣扎和寻觅，成为了歌曲最动人的部分。
三、歌词分析
歌词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充满了情感和故事。歌词中的“百色150”代表了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暗示着一段特殊的故事。歌词中的“爱情在哪条街”则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寻找。
四、情感表达
歌曲通过深情而细腻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寻找。歌曲中的情感起伏和转折，让听众感受到了爱情的酸甜苦辣。这首歌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无奈，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爱情的向往和期待。
五、结语
总的来说。《百色150的爱情在哪条街》是一首深情而感人的歌曲，唤起了人们对爱情的向往和期待，它通过城市背景和爱情故事。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成为了流行音乐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同时、就有可能，那就是无论在哪里，它也让我们思考了爱情的真谛，只要有爱。
百色起义部队后来去哪儿了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会合中央红军的路线示意图。
百色起义纪念馆外景。
1949年12月11日、标志着广西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镇南关（今友谊关）。资料照片
今年是百色起义90周年。1929年至1930年。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
很多到左右江老区参观的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当年起义的部队后来去哪儿了？
仔细梳理历史发现，还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游击作战20年的留守部队，无论是艰苦转战7000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主力，都生动诠释了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历史的巧合往往具有深刻的内涵。1949年12月11日、成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生动注脚，在起义部队后续血脉的参与下，在百色起义20周年纪念日当天，解放军将鲜艳的红旗插上镇南关（今友谊关），标志着广西全境解放。
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百色起义
上世纪20年代、同时制定了兵运策略，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征程，渐渐地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革命道路。
当时中央的一份文件指出，“须知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同时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不仅须注意城市工作与乡村斗争的配合适应。”
百色起义，正是践行这一新策略的有效探索。
1929年的夏天，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率一批共产党人到南宁，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安排到广西军政部门任职，对当时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做统战工作并取得其信任。
张云逸等我党干部在广西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掌握了领导权、使之成为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对反动的旧军官加以调整，对士兵群众开展革命思想教育，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军，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与此同时、右江农民武装斗争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上世纪20年代初，并开办了讲习所，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就开始在右江地区组织开展农运。
广西东兰县武篆镇拉甲山山腰上，高40多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甚是壮观。
记者从列宁岩内的历史展板看到、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当时农讲所不但教授政治理论，又能领导武装斗争，使学员既能宣传组织群众。讲习所共办了3届，培养了600名农运骨干，他们成了百色起义的农运星火。
在党的领导和武装下。右江地区工农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百色起义前夕。右江地区农军力量已超过1.2万人，长短枪炮近万支。工会、赤卫队等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整个右江地区共有工会会员3000多人，工人赤卫队有1000多人。
俞作柏、李明瑞突然起兵倒蒋使得广西局势大变。我党未雨绸缪，决定选择地理位置特殊、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右江地区作为下一步武装斗争的中心。
在俞、李反蒋失败和新桂系重回广西前夕。邓小平、张云逸等棋先一着，分别率领部队水陆并进挺进百色。
如今，在百色市田东县，一条“红军船”时常搭载着前来接受红色教育的人群溯右江而上，止于平马镇二芽码头。当年，并与经陆路先行抵达的张云逸部队顺利会师，指挥着满载军械物资的船队，邓小平率领部队从南宁出发，就是在这里登岸。
由于是借用俞、李的旗号进军百色，且巧借右江督办的名义行使公务，废除苛捐杂税，我党率领的部队迅速实现了对右江的控制，随后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我党主张，受到群众热烈拥护。
对于尾随进驻右江的反动武装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在现属田东县的平马安凝街、北帝庙、百谷村等地发动袭击并成功将其击溃，我党采取智取与强攻相结合的方式。
随后。革命武装力量被组编成3个纵队，以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为班底和骨干，兵力共4000余人，以韦拔群等领导的右江地区各县农民自卫队为主体，其中右江地区各族工农子弟占三分之二左右，根据广西前委会议的部署。
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1929年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之际，广西前委宣布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雷经天任政府主席，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
张云逸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当天参加完在田东（当年称恩隆）举办的庆祝大会后乘船返回百色时的感人情景：
“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口号声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人也不断向他们挥舞红旗，河上河下，举起红旗，高呼口号，敲着锣鼓，激动得流下泪来。”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全军分两个纵队，2000多人。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人口150万，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根据地之一，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鼎立于祖国西南地区。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一次经过改编以后的正规部队与工农武装相结合而发动的起义。红七军、红八军也建立了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体系的领导结构，在改造旧军队和领导工农武装中我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庾新顺强调、这一举措使得起义部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是部队后来完成北上远征、确保“左右江红旗不倒”的重要原因。
红七军主力远征7000里，7000人只剩2000人
“男儿立志出乡关，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报答国家那肯还。”这是和韦拔群一起领导农运的红七军二十师副师长黄治峰改写的一首诗。
这首当时在革命者中流传颇广的诗，正是起义部队此后英勇战斗、艰苦远征的精神写照。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很快引来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民团的反扑。在左江地区、红八军将士浴血奋战，桂系派出大量兵力突袭龙州，数百将士壮烈牺牲。
军长俞作豫在赴香港寻找党组织途中被捕、坚贞不屈至死不降，在广州就义前留下了“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豪迈诗篇。
今年70岁的梁炳聪至今记得父亲梁玉汉给他讲述的亲历故事。龙州失守后。红八军第二纵队一营政治指导员林景云带领数十名战士与敌人激战，最后只剩下他和梁玉汉两人，为掩护大部队撤离。
林景云不幸中弹，从口袋里掏出5块银元塞给梁玉汉，这3块作为你的路费，如果你跑出去了，剩下的两块替我交党费”，眼看无法突围，“他对我爸说。受伤的林景云终被敌人抓获杀害，年仅28岁。
为保存革命力量，红八军第一纵队苦战七千里，辗转中越边和滇黔桂边到达今百色市乐业县与红七军会师，这支还剩400多人的部队被编入红七军。
在右江地区。随后在隆安、平马、亭泗与桂军发生了3场遭遇战，红七军先是抵御和清剿了地方反动武装，又在游击战中与黔军、滇军激战。
如今百色市田东县、平果县等地，还保留着红七军当年在深山之中所建的兵工厂、战地医疗站、战壕等遗址。红七军在这些战斗中虽然重创敌人，但也面临人员折损、供给紧缺等严重困难。
为整顿部队、提升战斗力、1930年7月，红七军在平马、田州、东兰整训3个月。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总结：“一般士兵政治觉悟也相当提高、讨论问题，党内政治水平也提高了，各支部能经常开会，分配工作，党的工作也有了相当基础。”
彼时红七军数量有7000多人，达到鼎盛阶段。
1930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踏上了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漫漫长路。
其间。红七军游击桂黔湘边、转战桂湘粤边、驰骋湘赣边区，但也展现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遭受重大损失，锤炼出百折不挠的红色军魂，与桂、黔、湘、粤、赣等国民党正规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战斗100余次。
红七军主力出征之时。无怨无悔地接受留守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作为此前农军领袖的韦拔群无私地输送了自己率领的精兵强将。
在整编大会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韦拔群对即将出征的东凤籍红军将士们说“革命者处处都是家乡”，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
即将踏上千难万险征程的雷经天在与妻子道别时说：“我的一生都是党的。绝不能讨价还价，就去哪里，党叫我到哪里。”
黄治峰在回家提取红七军经费时，对提出“留下一些钱养家糊口”要求的堂兄弟严肃地说：“这是红七军的军饷，一个铜板也不能动！”
远征前期、红七军在融江上游的长安激战5日，成为此次远征的转折点，损失惨重，但在全州举行的前委会议确立了游击战略、缩编部队、发动群众等行动方针，又在武冈攻坚战中遭遇湘军精锐部队。
在与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外，红七军官兵还要面临恶劣天气、供给不足等各种考验。
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很少遇到过大雪，有的战士还赤着脚或穿着草鞋，数十名指战员因此被冻死在风雪路上，官兵们多数是右江地区的壮瑶子弟，寒风怒号，行军途上雪花纷飞，且衣衫单薄。
在贺县桂岭缩编部队过程中。“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使得各岗位人员素质相对提升，红七军指战员们以大局为重就地降职，指挥更为灵活与畅通。
转战粤北，红七军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全军干部伤亡过半，李谦、章健等将领牺牲，影响力逐步扩大，创建政权，但在乳源县梅花村战斗中再遭重创。
在挺进湘赣边区抢渡乐昌河时。部队又遭强敌截击被一分为二。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分率两个团各自突围。1931年4月。此时红七军只剩下2000人左右，两支部队在湘赣苏区永新县会合。
在有力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7月，终于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历时9个月跨越5省转战7000里的红七军，取得安福大捷之后。
尽管红七军远征付出了巨大牺牲、获得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转战千里”的赞誉，丰富了部队的作战经验、锤炼了部队的精神意志，但为革命保存了基本力量。
此后。并在1933年的部队改编中被取消番号，红七军隶属红三军团建制和指挥，和其他部队合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
在随后的革命战争中、红五师及后续部队在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了不少硬仗，在芹山遭遇战、血战高虎脑、新圩阻击战、攻占娄山关、占领遵义城、平型关大捷等重要战役中均担当重要角色，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
从1933年7月至今。80多年的时间里，但其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气质，红七军的后续部队在基本建制和归属方面发生了10余次大的变化，在各个血脉部队中都得到了发扬光大。
坚持游击20年，铸就“左右江红旗不倒”历史丰碑
“敌人围困千万重、阵前令下即冲锋；待到杀尽豺狼时，再唱支歌颂英雄。”
这首山歌由滇黔桂边游击区主要领导者黄松坚创作，反映了红七军留守右江的部队在严酷条件下坚持游击作战20年的革命精神。
红七军主力北上之前部队被改编为3个师。留在右江地区继续扩建部队、建设根据地，其中十九师、二十师远征，韦拔群带着二十一师的番号和几十个老弱战士。
在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的有效组织发动下。二十一师很快组建起3000多人的队伍。1931年8月。二十一师改番号为红军独立第三师（又称右江独立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
当时，留守部队顽强地开展了3次反“围剿”，长年累月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战斗非常惨烈，有着“钢军”称号的新桂系军队和民团不停地“清乡”“围剿”。
在凤山恒里岩据点。1个连的红军、赤卫军为保护县苏维埃政府和千余名在此避难的群众，最终因弹尽粮绝岩洞失守，坚持了近一年的反围攻战斗，300多名战士和群众壮烈牺牲。
为保存党的骨干力量，韦拔群、陈洪涛则坚守西山，黄松坚、黄举平、黄大权等数十名干部奉命分两路到黔桂边和右江下游开辟游击新战场。
为消灭革命力量、还断绝群众对红军的接济和联系，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缩网收鱼”策略，除了继续采取杀光、烧光、抢光、铲光的“血洗政策”外。韦拔群和陈洪涛带领队伍转战在错杂的丛林中。以野菜充饥，以岩洞栖身。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但相信，“今日处恶境，韦拔群创作《革命到底歌》鼓舞斗志，红军将士们仍然坚持与敌人周旋，雾散天会晴”。他还把3个儿子的名字取名为“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表示革命决心。
敌军在西山搜不到红军领导人、不少革命者因此被捕遇害，又增加悬赏收买叛徒。
1932年10月，重病昏睡中的韦拔群被叛徒韦昂杀害，时年38岁。为了革命事业、韦拔群全家先后有17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其中好几位都是被敌围困死于西山。如今，韦拔群家人的墓碑一字排开，在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韦拔群故居旁，到此瞻仰祭奠的人无不动容。
师政委陈洪涛的母亲被困山上饿死、妻子被捕，妹妹纵身跳崖牺牲，父亲在掩护陈洪涛时跳崖被捕遇害，不到半岁的小孩被活活摔死。不久，陈洪涛也被叛徒出卖。在狱中，随后又对其严刑拷打，重值泰山，敌人先是妄图巧言收买，视死如归，陈洪涛始终不为所动，并作了“为民为社稷流血。人生自古谁无死，但受众彰”的慷慨陈词。12月下旬，陈洪涛在百色英勇就义。
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覃道平和弟弟、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深山密林中隐蔽，在弄统岩被捕遇害。百色起义纪念馆内展示了覃道平当年在艰苦条件下寄语孩子的《示儿诗》：“西山大熔炉，风雨磨肌肤，铸我金刚骨，饥渴淬肝胆。我儿记肺腑、鹰小学飞突，冰崖高万仞，革命曲折路。”
右江革命根据地逐渐丧失之际，打开了黔桂边革命新局面，并成功拓展了滇黔桂边游击区，奉命突围的黄松坚、黄举平等人开辟了右江下游游击区。
这一游击区以云南富州县（今富宁县）七村九弄为中心。活动区域范围覆盖桂西、滇东、黔西南地区20多个县4万多平方公里，近百万人口。
游击区内，恢复和建立基层支部以上党组织、县级以上革命委员会，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和地方武装共8000人，力保革命红旗不倒，他们继承百色起义精神浴血奋战。
1949年9月。镇边、靖西、天保、敬德等县游击队编入边纵左江支队，右江地区游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军广西，宣布接收右江地区各级政权，桂西区指挥部发出《布告》。12月5日，滇黔桂边纵队与解放军四野部队成功在百色会师，解放军解放田东县城，随后。
在滇黔桂边纵队的积极配合下、1949年12月11日、解放军将士占领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并将红旗插上关楼。至此，广西全境宣告解放。
巧合的是、率领部队从湘西沿着红七军走过的老路向广西进军，参加了解放广西的战役，20年之后，作为四野十三兵团政委，当年参加过百色起义并随红七军主力北上的莫文骅。
当年红七军北上出征时，韦拔群曾寄语广西子弟兵：“现在你们是胜利地离开家乡，将来你们就会胜利地返回家乡！”
莫文骅等人的经历，正是对先烈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最好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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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纪念馆研究馆员麻高介绍、其中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4名、少将13名，新中国成立后，有20位原红七军、红八军干部被授予将军军衔，并最终走出22位省部级干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红七军、红八军悲壮而英勇的革命斗争史，铭刻着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荣光与梦想，必将在我党、我军的史册上永远闪耀光芒，激励着后来者继续高举理想信念的伟大旗帜，前进不止、奋斗不息！（记者刘伟、向志强、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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