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大同火车站旁的小巷子：隐藏的秘境与故事-大同火车站周边不为人知的小巷探索之旅
大同火车站旁小巷子在哪
在古老的大同城里、那便是大同火车站旁的一条小巷子，有一处神秘的角落。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是游客们探索的宝地，充满了古城的韵味和独特的历史气息。接下来，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详细介绍这条小巷子。
一、地理位置
这条小巷子位于大同火车站的东侧，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靠近城墙。无论是乘坐公交还是自驾。都能轻松到达。巷子入口处有一块不起眼的小牌匾。上面写着“火车站旁小巷子”，方便游客们寻找。
二、历史背景
小巷子承载着古城深厚的历史底蕴。据传。如今虽已不复当年繁华，但仍能感受到历史的痕迹，这里曾是古代商贾云集之地。巷子里的古建筑、古老的树木和悠长的岁月，让人仿佛穿越回了古代大同的繁盛时期。
三、特色景观
小巷子内有许多值得一游的景观。首先，仿佛让人穿越回了古代，每日清晨都有当地居民在此唱戏，巷子东头有一座古老的戏台。其次。巷子北侧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宅，内部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供游客们参观。此外，巷子南侧的民居建筑风格独特，每一砖每一瓦都透露出古朴的气息。
四、美食推荐
在小巷子里，你可以品尝到许多地道的美食。例如，你可以尝试一下当地的豆腐脑和油条，这是大同人早餐的标配。此外，味道鲜美，令人回味无穷，如糖葫芦、炸糕等，还有各种传统小吃。
五、注意事项
在游览小巷子时、请注意保护古迹，不要随意破坏或攀爬建筑。同时。不要乱扔垃圾或扰民，请遵守景区的规定。在品尝美食时、请适量点餐，避免浪费。
总的来说，大同火车站旁的小巷子是一个充满历史韵味和独特气息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古城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还是美食家，这条小巷子都将为你带来一段难忘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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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小巷子里的爱情
广州小巷子里的爱情
广州的小巷子隐藏在繁华的都市之中，似乎只有那独特的气息才能将它唤醒，狭窄而悠长。小巷两旁的建筑年代久远、古朴而温馨，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它仿佛是一首无言的诗。
在这里。爱情悄然绽放。白天。使得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暖，阳光洒在小巷上。两个年轻人在巷子的一角相遇、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他们就懂得了彼此。他们相视一笑，心中满是欣喜。
夜幕降临，小巷的灯光开始亮起，如梦如幻。两个身影在小巷中慢慢走着，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手牵手，月光下的影子交错在一起。他们在月光下聊天、甚至在月色下许下了誓言，欢笑。他们的爱情如月光一样柔和而持久。
巷子里的爱情故事充满了纯真和温馨。虽然小巷子的环境并不富裕，但他们相爱的心却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在平凡的日子里过着简单的生活，但彼此的爱却是那么真挚。他们的爱情像广州的小巷子一样独特而温暖，他们的故事成为了这座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在广州小巷子里的爱情故事中。我们看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真。它让我们相信。只要有爱，生活就会充满阳光和温暖。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爱情的力量总能让我们感到幸福和满足。这就是广州小巷子里的爱情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
欧阳山《三家巷》:青春叙事，以及现代广州的童年
本文中所谈的《三家巷》。是欧阳山《一代风流》的第一卷，是本源意义上的最早的《三家巷》，《一代风流》的后面几部《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只是作为背景和情节发展的补注或交代，所写内容不在本人所探讨的“青春性”和“广州性”的论题之内，故在文中少做涉及，偶有提及。
《三家巷》起笔就回到了1890年，彼时书中主人公周炳的父亲周铁9岁。这样算来，与鲁迅先生同年，无论周铁还是鲁迅都恰好140岁，周铁当是出生于1881年，到欧阳山写作该文时候。最巧的是，也恰恰是鲁迅先生在广州的时期，《三家巷》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27年。某种意义上，或者是构成为一种互文，鲁迅在广州的行状也正是为周炳、为《三家巷》提供了一个最为真切的历史文本。这种互文关系，文章后面将有叙述。
《三家巷》的故事从1890年写到1927年、跨越了祖孙三代，37年间三个家庭并连带两家亲戚的历史。到20世纪20年代，第三代的一群青年人、少年人成长起来。周铁家三个儿子：周金（1900）、周榕（1901）、周泉（1903）、周炳（1907）；大姨家陈万利家一儿四女：陈文英（1898）、陈文雄（1901）、陈文娣（1904）、陈文婕（1906）、陈文婷（1908）；邻居何应元家两儿一女：何守仁（1902）、何守礼（1910）、何守义（1912）；三姨区华家两男两女：区苏（1905）、区桃（1907）、区细（1909）、区卓（1914）；舅家杨志朴家两个儿子：杨承辉（1905）、杨承荣（1915）。
欧阳山。现代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作品《玫瑰花残了》《前程似锦》《一代风流》等。2019年，长篇小说《三家巷》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五个家庭盘根错节、也勾连起广州社会不同层面，形成纵横交错立体交叉的一种网状人际关系，既勾连起历史。铁匠周家、鞋匠区家、中医杨家、买办陈家、地主官僚何家。或去香港，或者上学，或者做官，每一个家庭都呈现开放式的结构；五家的孩子，或者经商，或到乡下，或者做工，或在上海，也呈现一种更为多元开放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格局。这样一来、这种以周炳为主线五家线索进行穿插的编织结构，作者采取的这种网状的结构方式，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1921、1925、1926、1927年四个年头纷繁芜杂的广州社会面貌就得以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
1921年。这群年轻人最大的陈文英23岁。周榕、陈文雄20岁，何守仁19岁，陈文婷19岁，周金21岁，几位主要人物中，区桃永远定格在了1925年的18岁，1927年时候，陈文英29岁，周炳20岁，周榕、陈文雄26岁，周炳、区桃14岁，陈文婷13岁；到直到《三家巷》卷终，何守仁25岁。我们看到这群年轻人也都仍然停留在20岁左右不到30岁的人生最美好的季节。而《三家巷》浓墨重彩所写的，就是这群年轻人的青春故事。
青春自然是最美好的，呈现了各种可能。作者对青春和美，都做了忘情的礼赞。周炳、区桃，代表了男儿女儿青春和美的极致。对于周炳外貌的介绍，却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从12岁写到了20岁：惟有那小儿子周炳，书中不厌其烦。他今年才十二岁、已经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可是长得圆头大眼，身体壮健。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没有不说他英俊漂亮的。还有人说、他要比他姐姐周泉更加美貌，要是把他打扮成女孩子装束。
12岁的周炳的美貌。不敢说颠倒众生，起码让姨家陈氏四姐妹都有几分心旌摇曳。周炳13岁的时候。不说话”；四姑娘陈文婷更不以别人戏言她跟周炳是“小两口子”为意，光微笑着，很受用这样的传闻，“脸就红了”；三姑娘陈文婕“是个沉静淡漠的人，拿眼睛望着她的四妹，“甚至把周炳抱起来亲嘴”；二姑娘陈文娣一提起周炳的名字，22岁的陈文英回娘家在门口遇到他停下来陪他玩。陈文雄听了四姐妹对周炳的评价。对周炳下了这样的判词——“真是亏四妹想得聪明。洋娃娃倒也恰当：只有漂亮的脸孔。没有头脑，没有灵魂。”
同样夸张的，鼻子显得更高，嘴唇微弯着，这时候的他，是周炳到姨夫区华家做学徒的第一天赶上五月初五停工过节，更加纯洁，显得更加甜蜜，“两边脸蛋红通通的，更英俊，酒足饭饱躺在神厅里的杉木贵妃床上午睡，中午跟姨夫一家喝酒吃菜。他的身躯本来长得高大、这时候显得更高大，也更安静。初夏的阳光轻轻地盖着他，好像他盖着一张金黄的锦被，那锦被的一角又斜斜地掉在地上一样。姑娘们都没事装有事地在他跟前走来走去，用眼睛偷偷地把他看了又看”。
周炳在作者笔下是个美男子、用陈文娣的话来讲，就算是个哑巴，她说这样漂亮的戏子，也会颠倒了全广州的人”，如果他“去学唱戏，人见人爱。同样是这个陈文娣。也拿周炳的美与何守仁的丑来说事，在拒绝并打击追求者何守仁时候，让何守仁回答人的灵肉是否一致的问题。书中还有多处写到了周炳随着年龄渐长而不断增加的成熟之美。
18岁的时候、作品借区桃之眼发出对18岁周炳的赞美——“区桃觉着周炳美丽极了，两人在戏中假戏真做互相爱慕之情越发炽烈，英勇极了，可爱极了，周炳所在的中学排演白话戏《孔雀东南飞》，男主角周炳请来区桃演刘兰芝。他的身躯是那样壮健、灵魂是那样地高贵，举动是那样地有力，世界上再没有更加宝贵、更加使人迷恋的东西了，面貌是那样地英俊。”
同样是这个多事年头的除夕之夜、又美，那只自信而粗野的高鼻子，小伙伴们结伴游街卖懒，那对喷射出光辉和热力的圆眼睛，也没有人群，区桃眼中的周炳是这样的——“在区桃的眼睛里，也没有马路，又得人爱，这几样东西配合得又俊，区桃与周炳情意绵绵，又都坚硬得和石头造成的一般，只有周炳那张宽大强壮的脸，又四称，也没有灯光。”
1926年、周炳19岁、“他整个地变黑了，也变瘦了，书中写道，变高了，9月底的时候参加北伐战争的周炳和省港罢工工人运输大队一起回到广州。头发剃光，但是胸部和两肩显得更加雄壮，整个头部显得小了，两只眼睛闪闪发光，说话也更加显得有风趣”。此时的周炳已显成熟之美。害怕，陈文婷“看见周炳越过越‘成整’，像个英伟的美男子，就心跳，一想起他，越过越像个大人，甚至仿佛嘴唇上都长出胡须来了。可是越心跳，这种魅力让陈文婷更加魂不守舍，却越想看见他”，害怕。哪怕周炳对区桃的思念，是越发可爱，也让陈文婷觉得“他这个人拿真心对人”“他这个人醇厚刚勇——总之。更不要说他长得一天比一天更漂亮，更像个成年男子，使她更加着迷了！”
1927年，20岁的周炳参加了广州起义，当他作为起义武装司令部的通讯员，以极大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全广州飞奔，“骑在自行车上，满城地跑”“精力饱满地跑着，不停地跑着”时，作者又不失时机地通过张太雷的司机陈能之口，发出这样的赞叹：“唉，说实在的，你在一万个人之中，也找不到一个这样雄壮，又这样漂亮的男人！”
而这样一个美男子、却是以一个憨直的性格形象出现的。书中开篇用了五个章节的篇幅、耐心地、津津有味地讲述这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怎样把一件件事做糟做砸。用周炳父亲周铁的话说、就是“阿炳这孩子傻里傻气，打铁不成，放牛也不成”，又蠢又笨，当鞋匠也不成；做买卖不成。用官塘街这一带的住户的话说。周炳“是一个真正的戆大”。陈文雄很早就评价说他“只有漂亮的脸孔。没有头脑，没有灵魂”。后来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评价周炳：“是一个戆直的人。戆直的人往往就是一条心！共产党最喜欢这种头脑简单的材料了。对于我们这种有点头脑的人，共产党就一筹莫展。”再往后当着陈文婷的面在信中谈论《共产党宣言》的周炳是“一个典型的傻瓜！”
书中所有的人物当中，不是区桃，不是陈文雄，陈文婷对周炳的感觉是“戆”“直”“痴”“傻”“醇厚刚勇”，也不是任何一个长辈亲戚，其实最熟悉、最了解、最能洞察周炳并且给出最准确评价的人，恰恰是陈文婷，很像《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周炳这个人真有一股子痴心傻气，怪不得大家都爱他”，并且天才地把周炳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做对比。她听周炳说全世界都找不出区桃那样的人、又值得什么？反正算不上宝钗，不服气，自然是很不悦，她对区桃的评价也是准确极了——“区桃顶多算个晴雯，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不算晴雯，算个黛玉。宝钗的角色，也全都是红颜薄命，只有她本人配得上宝钗的富贵和好命，该着我来演！”即便区桃算是晴雯、黛玉。
将书中人物关系设定为某种意义上的《红楼梦》式的原型。似乎也是作者的本意。错综复杂的姨表关系、姑表关系。种种表兄表妹表姐表弟之间的爱情，最是得了《红楼梦》人物关系的真传，陈何两大豪门中的家庭故事包括社会网络也有了几分《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宁国府的架势。三家巷中的周家与陈何周两家当然是不可比的，并对两家的好日子产生了冲击，反而扯动着陈何两家的神经。只是，让颇有几分“贾宝玉”性格的人物生在一个豪门大族的穷亲戚家，这就有了几分戏剧性，作者有意避开了巴金《家》模式，而是让革命者来自市井民间最普通的家庭，把革命者不再安排在高门大族中。
这种戏剧性。日常生活一日三餐其实并无问题的，周家日子尽管比较拮据，会呈现怎样的成长逻辑？这种试验，但周铁是老铁匠，当然是放在一种比较稳妥的生长环境中进行的，如果，只是再供周炳上学才没有保障，远近闻名，他想看一看，想推导一下，但这是相比较而言的，贾宝玉性格的憨直之人，可能出于作者的某种探索，收入稳定；大儿子周金在兵工厂上班，还能供周炳的哥哥周榕、姐姐周泉上学，两人的收入足以养家糊口，生在民国时期广州的平民之家。这样的家庭条件，但这种种的经历都没有持续下去，以及给人放牛这样的历练，回到家中也并没有影响家庭的生活，周炳照样可以在无所事事中消磨时光，才有了周炳先后进剪刀铺学打铁、送人做养子、跟人学鞋匠、做药店伙计。
从学徒到学徒。参加这个运动那个运动，鞋匠会做，无所不见，演戏精通，而不至于像陈文雄等这批学生那样视野狭窄圈子固定，从这里到那里，无所不会，他具有更阔广的时代视野，从河北到河南，铁匠会做，也拥有了若干出生城市底层包括乡下人群的伙伴朋友，农事粗懂，他的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遭际，草药会抓，学这个学那个，无所不遇，水牛会放，从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广州起义，反而成了他接触社会融入时代的一种便利，倒是真的让他进入了社会、民间、民众，从城里到村里，辍学后又复学。他反而更像是时代之子。现场当事人，而绝不是局外人，历史见证人。
以周炳的“宝玉”之资。进入了广州现代化历程的叙事，进入了共和国的叙事，以他的憨直痴傻，以他的忠勇果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竟然成了进入了国民革命的历史叙事。当然。忠实地维护捍卫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上流社会的利益关系，地主官僚家庭的何守仁也进入了历史，不是叛徒，但他们的进入是以顺应的方式，不是巴金及其笔下觉慧之类的打出原生家庭的革命者，并成为新的一代革命与资本、政治的合流者，而不是背叛者，买办家庭的陈文雄也进入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欧阳山笔下的人物，采取了一种平实的、平视的、世俗化的视角加以对待，都顺应了他们的出身和本性，没有拔高，他们的本性也更人性，没有理想化。
所以。从原生家庭打出来，成为觉慧，而把贾宝玉这个原型的功能赋予了平民家庭的周炳，陈文雄、何守仁本来最可以成为贾宝玉，作者的最为大胆之处，完成激动人心的革命事迹——但作者却让他们两人规规矩矩本本分分作为守成者、保守者、同流合污者，正是分别塑造了周炳、陈文雄、何守仁这三个各自遵守成长逻辑和思想发展逻辑的年轻人形象。由此带来的冒险就是可能这个周炳的发展逻辑就容易陷入性格的难以典型化（不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之“典型”意义上的“非典型化”）。这个后果自是作者早已预见的。是当然的也是必然的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涉及现实主义理论的典型论问题。后文另有讨论。
所以。没有长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我们在书中看到，周炳就是周炳，他只是由着自己的本性一路奔跑，哪怕跑到最后，也并非一个阶级觉醒者的存在，这个周炳，其实并非一个启蒙觉醒者的存在，他还是他。
多有论者将《三家巷》归入“成长小说”的范畴。成长小说亦称启蒙小说（novelofinitiation）。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被认为是这一小说类型的原始模型，最初源于德国，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重要也常见的一个类型。这类小说展现的是主角（几乎清一色为男性、那年头女性好像不被视为有成长启蒙的可能）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许进入社会吃亏吃苦而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虽不圆满但尚称释然的）尾声，故事亦到达（圆满的，或许经历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而在这番长大成人的领悟和改变完成之际。从这个意义上，创作于十七年时期的《青春之歌》等当属这样的类型。
《三家巷》有这样的痕迹、但实际上达到的效果却勉为其难，作者也有这样的初衷，或者说并未能完成，或者可以说。《三家巷》中，或者说谈不上成熟，而且主人公的成长极为晚熟，周炳的精神主体性一直并未能得到充分而积极的建构，他似乎更多是处于一种逆反式的与被动式的成长叙事中。巨型历史时段和事件对人物产生着影响和改变，但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也对人物的成长产生一定的约束和制约，这样一来、人物的性格发展反而就出现了一种复杂性和迟钝性、延缓性，而不是常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通常展示的改变的“革命性”和“爆发性”，从第一卷《三家巷》直到最后一卷《万年青》，周炳的成长最后结束了，但这种结束，仍然不是一种完成，而是一种斑驳而且拼接的状态——正如广州解放后，三家巷小伙伴中硕果仅存的陈文婕对她的丈夫一直坚持科学救国的李民天所说的，“你看阿炳这个人，从小就有那么一股劲儿。那时候他是一个傻子，现在看起来，他仍然是一个傻子！”
《一代风流》二至五卷中的周炳性格形象的发展轨迹放下不表，有成长，他渐渐长成了一个伟男子，渐渐进入了共产革命的叙事，不在本文论说的范围，渐渐融入了火热的国民革命和党派政治的纷争，继续只说《三家巷》中的周炳的“成长”——有成长吗？无疑。不过。我们看到的周炳似乎仍是一根筋地任着性子长大，生存技艺上手很快，对他来讲是不太看得出来的，所谓成熟不成熟，甚至天赋异禀，农事有农事样，制鞋有制鞋样，打铁有打铁样，就他的性格发展来讲，颇有几分演戏才华，当然他似是天生的手艺人，也交了方方面面一些底层朋友，像是无师自通。而最重要的、而主要是源自前面所说的他的美貌和讨人喜欢，其实也不是他的做工和上学，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不是他的政治事件的参与，凭借的更多的是好运气。比如、他不会与区桃、陈文婷乃至第二卷中明写的陈文英发生情感瓜葛纠缠，第一卷的情节发展也就削弱了动力或者动力几无，如果不是因为美貌。他做这做那。很多时候并无一个鲜活生动灵动的面貌，被动地在时代的汪洋中漂流沉浮，更像是一个工具、一个道具、一个观念、一个理念。作品似乎做实了要对这个理念化的人物进行可以乌托邦一般的安排、一个貌美手巧、会演戏、为女人喜爱的现代中国的贾宝玉，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现代中国的第一代新人的，进行革命语境中的想象试验一个憨人，一个浑人。
在跟其他人物进行比较的意义上，写出了民国革命时期广州最真实的众生相，倒更有几分扁平化的色彩——扁平化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个作品中，我们断言周炳既缺乏典型性，也缺乏足够的个性化，描摹了现代中国革命中心最真切的历史瞬间，不能说是圆形人物，反而是周炳的被动化、非主体性、非强大的意志力、非“精神奴役创伤”与非“主观战斗精神”，才成就了作品中年轻人群像的生动真实，也刻骨呈现了在历史的洪流中的人的卑微与无力——人成了历史的人质。
谁能逃出历史的操纵与命运的拨弄呢？谁能具备超越历史局限的先知先觉呢？周炳不能、都不能，不同道路方向、不同党派选择、不同救国方案的追随者周金、陈文雄、何守仁、张子雄、李民魁、李民天、陈文英、陈文娣、陈文婕、周泉。走哪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时候像是掷色子撞大运。书中前半部、他们开出来一个又一个的疗治中国痼疾，如此热血，让其走向繁荣富强的救国药方，如此激情，在欧阳山其实不掩饰对这帮年轻人的喜爱和理解同情，他们也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辩论，他们如此青春，他塑造了一群对新中国未来充满信心、幻想、立竿见影地改变的青年人形象，在盟誓、换帖等章节里。他们的情绪是昂扬的，自然更有担当更革命更敢于舍生忘死，思想是全新的，语言是诗意的，表达也是全新的，亦新亦旧的一代曾经比将近一百年后的我们更西化更罗曼蒂克。
革命！是的、革命是为当时的社会风潮、时代主流、青年方向。彼时的广州、彼时的欧洲，劳工神圣、反帝爱国、苏俄导向的“革命”大潮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彼时的中国，彼时的世界，全球性的向左转。全球同此凉热，广州成为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国民革命中心，是革命的大本营、“革命策源地”。国共两党一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左派也占据着话语权，即使是国民党之中。鲁迅也是因为收到“革命”的吸引和召唤。于1927年1月18日到达广州，任职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欧阳山也正是在鲁迅关照下进入文学系做旁听生，并参加了1927年3月14日在当时中大附近惠东楼二楼太白厅（今越秀南路一八六号东如茶楼内）举行的“南中国文学会”成立大会座谈会。欧阳山在《光明的探索》一文中有专门介绍。
1926年秋冬之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他由厦门大学入粤之时，或者说耳闻不如目见，他在中山大学学生会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就指出了广州政治形势的危机“我觉得广州还是旧的，让鲁迅充满憧憬，他感觉此时的广州已经发生了变化，感奋“情形很好”“欢喜非常”“极快人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到1927年年初。说是‘革命’。就像满街红布标语中用白粉写的字——‘红中夹白’，这种‘革命’真使人有点害怕……”“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初到广州的鲁迅判断对了形势，增加革命的才绪，为“革命”加薪助燃、添柴加火，兼顾革命的魄力的力量”，写《中山大学开学致语》等文章，鼓励在校学生“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作《读书与革命》的讲演，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但开出的药方却是继续为“革命”鼓与呼，否则。当然。呼吁青年学生“向他们开火”“向他们进攻”，而更多着眼于对旧制度、就习惯、旧思想的革命，鲁迅所言的“革命”其实是五四精神的延续与延伸，他没有预见到政党政治的残酷性和你死我活，并不仅仅是现实层面的反帝反军阀反殖民反买办反地主。鲁迅来到广州不过四个月、国共迅即破裂，据当时报载，当天逮捕2400多人，清党事起，“四一五”大屠杀发生。鲁迅后来反省自己对“革命”残酷性的认识不足、他痛悔自己曾经的鼓吹革命，“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何尝不是做了帮凶他在写于1927年9月4日的《答有恒先生》一文中，“大原因之一”是感到了“恐怖”，也痛恨自己在“吃人的筵宴”中，承认自己大革命失败以后沉默了。进而，他在20天后的9月24日所写的著名的《小杂感》中，反革命，不革命，更愤激地发出对以“革命”之名各种暴行的控诉：“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还是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也表达了自己对青年这个阶层的终极认知，而分成两大阵营，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时青年，或则投书告密，不再无条件的敬畏”。
无论是对革命阵营分裂导致清党的残酷性、却为这部作品做了令人信服的例证，但他留下的文字，鲁迅在广州不到1年，或者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史之间的一种互文，还是当时青年走向分化，欧阳山《三家巷》中都有具体描写。同时也让人感觉，作为鲁迅的学生，欧阳山作为历史当事人，鲁迅先生的影响其实是深刻的。鲁迅的精神资源、上溯广东文学、岭南文派、南中国写作的范式，对欧阳山都产生了影响，另外一个传承——尽管这样的方向并未成为主流，他的对于文学功用的理解和对“革命文学”口号的有所保留，才有了一种可资凭借和言说的现代的源头活水，他的不妥协不中庸，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十七年文学另外一种方向，所以今天读来才格外可贵，他的爱憎分明，让他并没有把《三家巷》这样一部史诗题材写成一种传声筒、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流行模式。
在当时的革命叙事中、作品写出了三家巷中的小伙伴们置身时代洪流中的应激反应，他们的表现、思考、争论、挣扎，再也生动不过地为现代革命与地方历史做了一份文学的旁注：既是宏大叙事的，他们新生、沉沦或者自救、自救的努力，也是日常叙事的，也是民间叙事的；既是革命叙事的，他们的选择、分化。在时代的激响为主流声音的同时。欧阳山写出来一种众声喧哗。书中安排了若干场合的对手戏、对话场、对辩局，最重要的是通过这四个通天人物的信息交流与判断互动，都是书中精彩的部分，四人的身份、性格、性情、口吻、神态全都栩栩生动，惟妙惟肖，无论是父辈陈万利与何应元时不时交换时局的意见，比较真实地还原了当时若干重大事件的动态，高度概括性却又全面客观地从买办和地主官僚这两个社会阶层、两代人的口中，还是陈文雄与何守仁时不时交流并发表对形势走向的分析。最难能可贵的，让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丰满立体的历史人物形象，还有欧阳山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真实”观，而不是被十七年文学及其后一段时期普遍脸谱化丑化的人物形象，不对人物做臧否渲染道德评断。
如前所述，作者对周炳形象的塑造，按照恍如贾宝玉的性格逻辑，如同瓦尔特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笔下一些人物的精辟概括：“游手好闲者”（flaneur）（张旭东译为“游逛者”，让其进入民间社会进入城市空间任性游荡，采取了自由放纵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刘北成、王涌都译为“闲逛者”）。“人群的游手好闲者在他漫游到很晚的时候。便停步在某个仍有很多顾客的百货商店前。”在题为《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的精彩评论中。本雅明这样写道，“他像熟门熟路的人那样转来转去。……市场是游手好闲者的最后一个场所。如果街道一开始就是他的室内，那么现在室内就成了街道。现在他在商品的迷宫里漫步穿行，就像他从前在城市这个迷宫里一样。”
是的，厌倦，惊颤，是为现代主义的通症，以及伤感。波德莱尔的巴黎、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以及布尔加科夫的莫斯科、卡佛的亚历山大港、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张爱玲的香港和乔伊斯的都柏林，都写出了对城市的痴迷，城市的孤独，而最终，城市的乡愁，写出来现代性的感受，除了他们讲述的城市，他们无处可栖，他们的作品传递着敬慕、排斥、恐惧等混合的情感，无处可去。都市经验才是他们，也是作为人类的终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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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巷》电影连环画
《三家巷》中多处写到了周炳的闲逛。闲逛时候他眼中的广州城。小说上来第一句。就点出来广州之名：“公历一千八百九十年，那时候还是前清光绪年间。铁匠周大和他老婆、搬到广州市三家巷来住，带着一个儿子。”接下来书中还有159处写到广州。他们经历了一次多么严重的精神上的混乱”“全广州的人几乎都看见了他俩”（陈文雄和周泉举行的文明结婚）“这时候、惠爱路，整个世界，就是整个广州市，世界，在广州市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闲荡了一个多钟头，沉着有力地说：‘这就是为什么人才那样可贵！为什么青春那样可贵！咱们有能力，每年清明前后，有青春，也就是到了后半个二十世纪，那是锐不可当，在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到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这七个月里面，都要刮一场风”“广州人是把珠江叫作海的”“不消说，三家巷，整条三家巷是属于他们的，到太阳偏了西才回家”等，中国，官塘街，整个广州，什么声音都没有，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几声鸡啼”“一直到九月底，整个中国，也是当时几乎每个广州人的想法，周炳才和省港罢工工人运输大队一起回到广州”“随后他就离开第一公园，无坚不摧的！咱们看三十年之后吧！到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就是世界上真正的主宰”“每一个广州人恐怕到现在还能够回忆起来，都会变样子的！……’”“在那个时候的广州，全广州市都在白云山脚下睡熟了，都是属于他们的了”“周炳看见陈文雄挥动起他那两只特别长的胳膊，那时候，哪怕说大一点，如“广州城里和西关的热闹繁盛街道”“在广州，有朝气，这样的谈话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风气了”“按照周炳的想法。
介绍三家巷，看来不怎么像一条街道，是说“这条小巷子大约有十丈长，两丈来宽，却有点像人家大宅子里面的一个大院落。它位置在广州城的西北角上，是一条地势低洼，可以通出去官塘街，还算干净整洁的浅巷子，北头不通，南头折向东。巷子的三面是别人的后墙、东北角上，沿着墙根摆着许多长长的白麻石凳子，长着一棵高大的枇杷树。这儿的大门一列朝东、住着何、陈、周三姓人家。从官塘街走进巷子的南头、迎面第一家的就是何家，三边过、三进深，后面带花园，人们叫作‘古老大屋’的旧式建筑物，是门面最宽敞。水磨青砖高墙。白石门框台阶；墙头近屋檐的地方，酸枝‘趟栊’，学士门口，十分气派”，图画前面挂着灯笼、铁马，黑漆大门，红木雕花矮门，画着二十四孝图。
写到声援省港大罢工广州示威大游行的队伍，轰鸣着，有商人，像打雷似的在广州的上空盘旋着，只有仇恨和愤怒的吼叫，更多的还是学生”“它没有别的声音，震荡得白云山摇摇晃晃，也没有别的指望，说“他们来自广州城的各个角落，震荡得伦敦、华盛顿、东京、巴黎同样地摇摇晃晃”，有工人。
写到广州的风俗，五月五端午节雄黄朱砂点“王”字；七月初六乞巧拜七姐，姑娘们摆出巧物来任人观赏任人品评；写到除夕卖懒：
区桃、区细、区卓、陈文婕、陈文婷、何守义、何守礼、周炳这八个少年人一直在附近的横街窄巷里游逛卖懒，越走越带劲儿，谈谈笑笑。年纪最小的是区卓跟何守礼、他们一路走一路唱：“卖懒，一个十一岁，卖到年三十晚，卖懒，一个才八岁。人懒我不懒！”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划拳喝酒。门外贴着崭新对联、堂屋摆着拜神桌子，香烛酒水，桌上供着鸡鸭鱼肉。到处都充满香味。一阵阵的笑语和欢声，在这些温暖迷人的气味中间，油味酒味，又流窜着一阵阵的烟雾。
还写到人日短足旅行，选出最美丽的姑娘做“人日皇后”；写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亲戚拜年；等等。
除夕之夜，沿着珠江堤岸走到西堤，“他们从大东门拐出东堤，周炳、区桃成功躲开同行卖懒的小伙伴单独行动时，又从那里拐进西关。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就把这广州城绕着走了一圈。到了花市、那里灯光灿烂，人山人海。桃花、吊钟、水仙、蜡梅、菊花、剑兰、山茶、芍药，十几条街道的两旁都摆满了。人们只能一个挨着一个走，非常热闹”，笑语喧声。
广州的气候、秋高气爽的南国就变成一个阴阴沉沉的愁惨世界，书中这样写：“台风一来。鲜明艳丽的太阳叫横暴的雨点淋湿了，溶化了，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风像一种恐怖的音乐，整天不停地奏着。花草仆倒在地上。树木狂怒地摇摆着，吵嚷不休，骂着，扭着，互相揪着。满天的黑云像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使唤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它们慢慢去远了，另外又有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追赶上来，把广州的光明和温暖都带走了，但从白云山后面。”
当陈文雄与周泉坐了舢板、“那水中的倒影漂亮极了，顺着弯弯曲曲的水道，向珠江的江面上划去时，就像有无数千、无数万颗鲜红的宝石浸在水里的一样”，他们看到的是两岸茂盛的荔枝树，刚熟的荔枝一挂一挂地下垂着。
当陈文雄、周泉、周炳、陈文婷登上白云山远眺时，可以望到很远很远的所在，“从高处望下去。有几十万人在那里忙碌奔走，不像包藏着什么险恶的风云，在那里力竭声嘶地吵吵嚷嚷的省城，如今却驯服宁静。珠江围绕着大地。像一根银线一样，寒光闪闪”。
周家三兄弟逃难之夜、“人家都关上了大门，小铺子都显得冷清清的，他们路过之处，每一盏街灯距离那样远，又都是那样昏暗无光，好像整个广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他们出了长堤，只是在珠江边上徘徊，浑找不到归宿”，一直走到黄沙火车站，又回头朝东走，朝西拐，一直走到大沙头。
周炳躲在舅舅家的中药铺后院，禁不住感慨万分，心贴着心地站着，想起那广州城里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陈文娣和他在一只大轮船的甲板上，“他望着那广州，一道向上海冲去的情景。忽然一阵腥风夹着雨点从广州那边吹了过来”、“但是在他的对面不远、如今正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那珠江北岸的广州城，他却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参加广州起义。“周炳仆倒在地上，微微抬起头望望天空。这时候、月色很好，天空明亮皎洁。爆裂的枪声和子弹的啸鸣在广州的上空震荡着、回旋不停。闪闪的火光此起彼伏地从四面八方冲上云霄”。起义胜利、两只手抱着整个广州城，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巨人的诞生，两脚浸在珠江的水里，“这个巨人的头枕着白云山，在微微发笑，好像抱着一个小巧玲珑的玩具一样。他想。谁要想推开这个巨人，那不过是一种可悲的妄想，把广州城从他的手中抢走。他又想，一切坏的东西都要灭亡，从今天起，一切好的东西都要生长起来”。
参加观音山防御战。周炳一次又一次地在战斗空隙里打量着这座生他养他的城市，仿佛像是跟广州不舍的告别。对广州的端详。把广州全城迅速地瞟了一眼，第一次是他“信步走到山顶一块草坪的南沿。广州城好像一群黑羊似地卧在他的脚底下，灯光稀少，寂静无声”。很快他又再一次更仔细地远望：
想把整个广州城再仔细看上一遍。刚才只不过匆匆忙忙地把那将他养育大了的城池看了那么一眼，而在这冰凉的、黑沉沉的冬夜里，在他也还只是第一遭，从观音山顶俯瞰自己的可爱的、美丽的家乡。他记不清楚刚才自己是否看见了那从小就非常熟悉的花塔、那巨大的方形建筑物大新公司和亚洲酒店，那砖砌的、上面长着小树的光塔，那像两个圆锥似地、一直插上天空的天主教堂“石室”，还有那白茫茫、一年四季都闪着银光的珠江。这一切，如今都想重新仔仔细细地再看上一遍。
周炳幸运逃过了大追捕。乘坐“苏州号”轮船奔赴上海，给表姐陈文英家孩子做粤语老师。船“经过了香港、汕头、厦门。浑身也充满了劲头”，向着上海游去”，贡隆、贡隆地摇摆着笨重的尾巴，但想到以上海之大，又有了前程，周炳“很不宁静地望着那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觉着自己又有了希望，挣不脱身”，心里“叫痛苦、寂寞和悲愤缠绕着，“他可以好好地去见见世面，也不枉人生一世”。本卷最后，周炳怀着期望，对广州告别：“对着广阔无边的海洋叫嚷道：‘再见了！可爱的家乡呵！’”
从起笔写到周炳的爷爷搬到广州的三家巷来住、到第一卷结束周炳逃亡离开广州，从爷爷到孙子，从晚晴到民国，完成了一个闭环。至于后面发生的故事。作为广州叙事，就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了。这广州叙事，广州情感，也是乡愁的，也是历史经验的，既是即时的，也是作者的，既是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既是当时体验的。作品笔下的广州。土洋混杂的城市，闲逛者的城市，暗流涌动的城市，众声喧哗的城市，市井的城市，活色生香的城市，饮食男女的城市，或者说现代广州生成期的城市，市民的城市，英雄的城市——现代中国样本的城市，民俗的城市，就成了一座世俗的城市，物质的城市，吃人的城市，背叛的城市，革命者的城市，政治力量合纵连横的城市。是残酷的历史洪流之中众生的生存图景，是人在历史中的人质一样的无能为力或前赴后继呼号挣扎，也是不变的人性在历史无情之中的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终于、人性浮现了出来，超越了历史。
是的，人物活在了当下，人性超越了历史。
人是历史的主人。人是城市的主人。没有现代人、中国不成为中国，广州不成为广州；没有现代国民革命。这部书的价值。正在于力透纸背地写出了这段历史中芸芸众生的一条街巷中一群人物的命运谁都不是配角，谁都不是旁观者，人人都是当事人、主人公。
历史地看、我们还能记住谁呢？周炳，或者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实反而渐渐模糊了，三家巷里的人物。除了他的相貌不凡和性格憨直。陈文婷的个性及三家巷觉醒者的现代性的挣扎，我们还能记住他什么呢？我们能记住的，是因他而越发生动的区桃的美及其毁灭的悲剧，以及陈文雄及其所代表的历史的理性。
本雅明在《论历史哲学》中这样评价他所喜欢的克利的《新天使》：“这就是人们所画的历史的天使。他的脸对着过去。在一连串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抛在他的面前，残骸碎片摞着残骸碎片。天使想停下来。把已经撞得粉碎的世界粘在一起，唤醒死去的人。但是一阵狂风从天堂吹来；这场风如此猛烈地吹开他的翅膀，以致天使再不能合拢他的翅膀。这阵狂风不可抗拒地把他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废墟越堆越高。我们称为进步的就是这场风暴。”
1950年1月，欧阳山任广州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处长
历史的天使。五卷终篇，幸存者都是，何守礼是，胡杏是，陈文婕、李民天也是，周炳是，是的。自然作者也是。作者甚至可能是周炳的影子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原型之一。他们都是历史的天使。胜利者，主人，主体。但他们何尝不可能是这样一个被暴风吹倒吹翻吹得只能倒走者？1949年不是，不意味着1966年后不是，不意味着17年间不是。所以，也信心满满地写下了一部对于历史必然性的想象，1951年的欧阳山写下来这样一部对于时代废墟的凝视。但他不会想到、他终将被狂风吹得身不由己地向前移动，只能把全部的目光投注在过去，全卷的终稿，却要等到30年后。欧阳山终于也成为一个倒走的闲逛者形象，任何想跳出时代的企图都是暧昧而又徒劳的，他的痛楚都来自于可疑的历史关系：时代的边缘也依然处在时代之中，如果他也感到痛楚的话。
终于、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其实矛盾而且充满缝隙的作品。我们模糊了血痕，记住了美，记住了三家巷这条巷子，记住了青春，却记住了广州。
评论家朱伟在《入广州记》中说、“第―次走进广州在60年代，那是欧阳山《三家巷》里的广州。关于潮湿的广州的最早记忆大约来自蒙蒙细雨中昏黄路灯下那条长长的巷子，有水洼的青石板路面通向的巷子深处，有一个身穿一身白衣裙的美丽女孩区桃。那一年，区桃消失在小巷深处时只有16岁”。
莫言《童年读书》中也回忆道：
有一次我从同学那里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三家巷》。回家后一头钻到堆满麦秸草的牛棚里，正看得入迷，他悄悄地摸进来，说：这书有毒，帮你批判批判！他把我的《三家巷》揣进怀里跑走了，一把将书抢走，我先看看。我好恼怒！但追又追不上他、只能在牛棚里跳着脚骂他，追上了也打不过他。几天后。说：赶快还了去，他将《三家巷》扔给我，这书流氓极了！我当然不会听他的。
我怀着甜蜜的忧伤读《三家巷》，为书里那些小儿女的纯真爱情而痴迷陶醉。旧广州的水汽市声扑面而来，在耳际鼻畔缭绕。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当我读到区桃在沙面游行被流弹打死时，趴在麦秸草上低声抽泣起来。我心中那个难过，难以用语言形容，那种悲痛。那时我大概九岁吧？六岁上学、念到三年级的时候。看完《三家巷》、写满了区桃，我心里怅然若失，无心听课，眼前老是晃动着美丽少女区桃的影子，手不由己地在语文课本的空白处，好长一段时间里。
而我，也仍然闪现着两个人的影子，在文章的最后。
一个照例一定是区桃：
这个人就是周炳的同年表姐区桃。白夏布长裤，走进三家巷来，绿油木屐，穿着碎花白夏布短衫，踏着清脆的步子。她的前胸微微挺起。自己也曾有过这么一段美妙的青春，使每个人都想起来，两手匀称地、富于弹性地摆动着。她的刘海细细地垂在前额的正中、像一绺黑色的丝带，格外鲜明，衬着一头柔软的深黑的头发，白玉般的脸蛋儿泛着天然的轻微的红晕。她的鼻子和嘴都是端正而又小巧的，好看得使人惊叹。
她的细长的眼睛是那样天真、那样纯洁地望着这整个的世界。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哪怕有什么肮脏的东西，她一定也不曾看见。黑夜看见她来，赶快让开了路；墙头的电灯却照耀得更加光明。
一个是陈文婷：
陈文婷说：“我就是要这样的。你爱我、就得服从我。你爱我、整个就得属于我所有。你爱我、而是受到侮辱，你就应该只对我一个人表示忠诚！”周炳觉着不是受到宠爱。他哂笑地说：“你还说不疯？你是想把一根绳索、半夜回来，上馆子，一头系在你的裙带上，是专制，把我牵着到处走不是？你把我浑身上下看一看，我像那种裙边狗么？”陈文婷说：“好呀，黑吗咕咚地笑！”周炳摇头叹息道：“你这不是爱情，一头套住我的脖子，尽你跟人去逛街，不拴住你。我要对你也这样、是无可理喻的，非常骄傲地说：“我不怕！我就是要对你专制！爱情是粗暴的，你受得了？”陈文婷把头一抬，还是德谟克拉西？”她这里所说的“德谟克拉西”，是绝对自私的！难道爱情不是专制，野蛮的，是民主的意思。周炳斜斜地瞅了她一眼、在这又矮又圆的身躯中间，也是她从前所没有的，散发出某种兽性的东西，觉着她小时候是身材苗条的，现在变得又矮又圆了。
其实，书中人物中最明白最具雄心抱负但也最具悲剧性的陈文雄对周炳看得最准：
何守仁还是吟吟沉沉地说：“照我的看法，让他做几天苦工也好，倒是把他设法弄到‘惩戒场’去。”但是陈文雄不赞成。他坚持他的见解道：“完全不应该那样鲁莽。说实在话。周炳是一个人才，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鲁莽从事，而对于人才来说，在我们三家巷里。要是有机会。”从这一句话起，让他从另外一个开头做起，他改用英文说下去道：“我打算介绍他一个起码的位置。比方商业，就是一条不平凡的道路。而凭他的性格，他一旦认为什么事情是对的，他就会做得很卓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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